全民发钱，为什么这么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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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丨熊志

该不该全民发钱促进消费，拉动经济？

最近，官媒的一篇文章引发广泛关注。文章提到，发钱促消费这种方法成本太大，“在我国根本不可行”。

相对而言，更应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，打破“投资过多、消费过低”“投资效率不高”“基础设施过剩浪费、空间有限”等的认知误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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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收缩，预期转弱，这是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。关于提振扩大消费的文件发了一个又一个，但反映在消费端，刺激作用依然比较有限，大家还是不敢花钱。

面对如此局面，全民发钱当然不是一个万全之策，但把宝贵的资金投入到基建中，是否一定更高效？也许未必。盲目鼓吹大兴基建，可能是开错了药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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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9年，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·弗里德曼提出了“直升机撒钱”的说法，当经济进入低迷状态时，这样的刺激手段也被一些国家广泛运用，它可以立竿见影地拉动消费增长，当然也是政客拉拢选票的一个重要手段。

比如在疫情期间，有不少国家都采用了简单粗暴的全民发钱手段。以美国为例，它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全民发钱，符合条件的美国民众，可以领取达2000美元的纾困资金。

我们没有直接发钱，而是采取了发放消费券的措施。特别是针对汽车、家电等一些大宗消费领域，面向企业或者直接面向消费者，进行大额补贴，比如湖北定向东风系车型的“天价补贴”。

不过，尽管经济社会恢复正轨，人们期望的消费报复式反弹并没有全面出现。同时，消费券的费发放以地方主导，覆盖面有限，而现在需求不足的状态持续，全民发钱促消费的呼声，也就越来越强烈了。

关于全民发钱，反对声音很多，但有一些说法不值得一驳。像之前胡锡进表示，“都发钱就基本等于都不发钱”，他忽略了一点：这笔钱对富人是锦上添花，但对穷人可是实打实的救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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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媒文章提到，假如每人发1000元现金，则需要约1.4万亿元，这会形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，而且居民的消费习惯、消费结构和消费意愿也制约了其效果。

这样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。现在地方财政压力大，而中国人口规模庞大，1.4万亿元不是小数目，2022年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，都只有1.3万亿多。

另一方面，居民消费偏保守，直接发钱大家未必会消费，出于防范风险可能会存起来，这样就起不到刺激消费的效果。

事实上即便是储蓄偏好偏低的美国，政府发放的纾困资金中，也有相当一部分被用于还债，或者存起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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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发钱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刺激手段，除了增加财政负担外，还可能引发通胀等等。

但换个角度看，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型经济体，如果不适合直接全民发钱，那么针对部分中低收入者，或者失业人员发钱，是否可行？

这两天，头部房企碧桂园陷入困局，碧桂园、恒大等巨无霸房企，它们的负债以万亿为单位计算，足以让外界咋舌。

货币放水政策，本质上就是在变相发钱，然而钱并没有发到最有需要的中低收入人群中，恰恰是房地产等一些行业，之前成了主要的蓄水池，而富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，高房价带动的房价和租金上涨，反而变成了对穷人财富的掠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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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比起把货币的水龙头打开，大水漫灌，全民发钱反而是更直接有效的工具。而且哪怕不撒胡椒面，而是定向对中低收入者纾困，以现在的数字化手段和税收监管力度，将钱发到有需要的人手中，并不存在绝对的技术障碍。

至于增加财政负担，也只是一个方面，消费拉动增长，可以带动就业，同步创造税收，这也是为财政增加收入。在这个角度上，发钱其实是对创造税收的一种预支。

经济学者管清友之前曾呼吁，“直接给中低收入群体发钱，三到五年内每个月都发”。这并不是一种迎合民粹的理论。

财政支撑不起全民发钱，可不可以定向发？担心发钱的效率低，可不可以变通下，免消费税或者消费补贴？

现在谈发钱，就说“水土不服”“国情不符”，这本身就是预设立场。说到底，一些反对者还是幻想着政府有大招，更有效的刺激手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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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像前述那篇澄清“认知误区”的文章所反映的，反对全民发钱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，钱应该花在刀刃上，花在回报率更高的地方，通过投资，尤其是基建投资来拉动增长，而不是直接折现。

有没有道理？也有。

消费需求的扩大，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投资的扩大，是投资的结果。所以，就像经济学家、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说的，不能光讲刺激消费，还要有效投资，有效投资才能增加就业机会，带动收入增长。

但要注意，我们需要的是“有效投资”，而不是乱花钱，大兴基建。

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进程，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，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代表，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取代的拉动作用。

中国的GDP长时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，背后是基础设施的大跃进。在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的基建投资增速，都维持在20%以上的水平。

得益于此，一些偏远落后地区，也接入了高铁、高速公路网络，实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这种改变很难直接用数据衡量——基础设施建设除了产生直接收益以外，还可以提升宏观经济效率和改善民生。

比如贵州县县通高速，加上高铁日益便利，在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，有效促进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，方便民众出行。它所产生的“正外部性”效果，很难具体量化，用简单的投资回报率来衡量花钱的效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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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顾投资效率，不看投资回报。

前些年，国家在“铁公基”上使劲砸钱，在经济增长方面能收获明显的正反馈，是因为我们处在城镇化、工业化初期，基础设施比较薄弱，很多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都处在短缺状态。

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，城镇化放缓，人口红利衰退，已经过了大兴基建的阶段。各项数据都显示，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，每单位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，在逐年下降。

一些地方过度超前，超出地方经济实力和城市、人口规模，举债建机场、高铁站，最终的结果是高大上的站点、场馆建起来了，但根本么没有多少人使用，海南儋州闲置的高铁站，正是一个缩影。

这些闲置的基础设施，当然不能算一种“有效投资”。但类似低效、无效基建，在过去几年的基建浪潮中比比皆是。

有的地方把它当成了拉动增长的万能解药，不顾代价，不计后果。自己没有充分的财政造血功能也不要紧，反正还有转移支付兜底，于是才会出现疫情结束了，一些地方还想继续建方舱的诡异现象。

政府财政资金是有限的，而预算内资金是基建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，投资浪费严重，不仅挤占了财政资金，还会放大债务问题。这几年来，基建投资增速放缓，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地方债务压力凸显，把未来的钱都快花完了。

所以不是不要投资，不要基建，而是不能大兴基建，甚至举债过度基建，这条路已经被证明不适合当下的国情。

现在既然过紧日子，面对一些地方的无效基建、无效投资教训，就更应该讲投资回报率，追求有效投资，而不是忽视一些领域投资效率低的真问题。

基建投资的回报率下降，那么依靠基建拉动增长，不仅周期长，效率可能未必会很好。

在这个大前提下，如果要在投资和消费之间作出选择，那么在我看来，比起将宝贵的资金投入到效益低的基建中，投入到一些可能看不到任何产出项目中，还不如直接折现发给民众。

老百姓能拿到手真金白银，还有比这更能直接提振消费信心的手段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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